任弼时长征时三过草地的故事

任弼时(1904—1950)，男，汉族，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今天小编就来分享一下任弼时长征时三过草地的故事，相信各位读者会有兴趣。

任弼时长征时三过草地的故事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最长，三过草地，第一次过草地时，我的右脚便被反动军队布下的竹签阵穿透了”。

那是一次夜间急行军，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任老带着一支十几人的队伍迅速向阿坝前行。任老走在最前面，他小心地穿过反动军队布下的铁丝网，突然脚心一阵剧痛，落在地上再也迈不动步子。战友提来马灯一看，一根近0.1米长的竹签穿过了他的右脚脚掌，脚背上还露出长长一截。

受伤只是一瞬间，此后几个月任老被伤脚折腾苦了。队伍连续行军，根本没有机会停下来养伤。伤口化脓了，战友便将纱布裁成窄长的细条，蘸了水穿过伤洞，来回扯动，清除里面的脓血和息肉。每拉扯一下，都伴随了钻心的疼痛，但有什么办法，那是缺医少药环境中遏制进一步感染的惟一办法。 和平年代现在的年轻人谁还能忍受这样的痛苦呢?”讲到这里，任老喃喃地说。

二过草地 鬼门关口拣回性命

第二次过草地更险，任老一只脚迈进了鬼门关。

1935年下半年，任老时任红四方面军总部教导团一连指导员。大军从阿坝向绥靖方向进发。来到黑水河时，便桥已被毁掉，南岸则被土匪占领。为保证主力部队过河，任老和另外30名干部战士趁黑夜泅水渡河。时值隆冬，水流湍急，冰冷刺骨，成功游到对岸的只有8名。接下来就是一次令南岸敌军魂飞魄散的突袭，大部分敌军在睡梦中被击毙，8人很快便占领了桥头堡，大部队顺利地搭起了便桥。

任老却因此染上了重伤寒，红军缺医少药，食物的供应已经断绝，他的病一步步恶化，常常昏迷不醒，战友们便抬着他行军。20天后，部队走出草地，来到绥靖。此时任老长时间休克，战友们都误以为他已经死了，便把他放在了绥靖滩石崖下的山洞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苏醒过来，挣扎着爬向河边喝水，十几米的距离，任老竟爬了两三个小时。当地居民郝老汉发现后将他救回了家。 郝老汉对待他就像亲生儿子一样，每天熬小米粥一口一口喂他。老汉膝下只有一个女儿，便想收他为儿子。但任老却一心想要回到队伍上，他每天搬小板凳坐在大门口，希望看到队伍上的同志。两个月后，任老的病基本痊愈了，他挥泪告别了郝老汉老两口，找到了在该地区活动的金川省委，重回革命队伍。

三过草地 带年轻战士草地急行军

1936年7月，任弼时的病全好了，就在此时，队伍又从绥靖出师北上。任弼时带着七八名比他还年轻的战士在草原上行军。一天夜里，一位小战士问任弼时，“科长，将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人人都生活得很幸福，不缺衣少食。”“那能实现吗?”“肯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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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工作

1930年1月至3月，任弼时多次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议。4月至10月，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9月，兼任武汉市委书记。1931年1月7日，出席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3月，任弼时与王稼祥、顾作霖等作为中央代表来到中央苏区到达江西瑞金，参与筹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第一次会议，当选为执行委员。12月，任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及党校校长。

1932年7月21日，周恩来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到信丰前线工作，中央局书记由任弼时代理，与邓发、顾作霖一起坚持后方工作。10月上旬，出席在宁都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即宁都会议）。1933年5月中旬，由于博古等认为任弼时执行进攻路线不彻底，工作“不合手”，任弼时被免去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调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偕夫人陈琮英赴湘赣苏区，约6月上旬抵达中共湘赣省委所在地永新县城。12月，接替蔡会文兼任湘赣军区政治委员。

1934年8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突破重围从湘赣苏区西征，10月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三军在贵州会师，组成红二、红六军团。两支部队来自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习惯、风格。但在任弼时等人的领导下，两支部队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后来凝聚成了红军的主力部队红二方面军。1935年9月，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带走红四方面军部队南下，反对中央北上计划。1936年7月，任弼时率领红二、六军团在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任弼时明确指出：我们唯一的道路是北上与中央会合。面对张国焘的不断拉拢，任弼时坚决抵制分裂计划，还和红四方面军将领分析党和红军团结的重要性，分析中央北上计划的重要性，使得张国焘的企图日渐孤立，红二、红四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

抗战期间

全国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战前线，任弼时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1938年3月，代表中共中央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抗战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回到延安后，受中央委托主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6月11日，与王稼祥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任弼时的报告并作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1939年，先后在《真理报》《共产国际》杂志发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胡中国共产党》等文，指导工作人员将毛泽东的《论新阶段》译成俄文，在《共产国际》杂志刊登此文。

1940年3月，回到延安，参加书记处的工作。1941年3月，先后4次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时局和“七大”筹备工作、中央有关出版报刊发行工作，以及增强党性工作。任弼时均有重要发言。9月，任弼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42年4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通过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批准各系统成立的领导整风委员会；决定中央职工委关于晋东南根据地职工运动的指示，交任弼时、邓发修改后发出。10月，代表中共中央驻会指导召开中共西北中央局高级干部会议，历时八十一天。任弼时主持开幕式，并在七、八、九日作《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长篇演讲。1943年3月与毛泽东、刘少奇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19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解放战争

1946年后，任弼时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转战南北，参与中央重大决策。在西柏坡简陋的农村指挥所里，任弼时协助毛泽东等指挥了三大战役。1947年春，拖着病体与毛泽东、周恩来 转战陕北并担任中央支队司令员。行军每到一处，都要亲自安排住房，布置警卫，组织物资供应，还参与决策研究。时称是中央队伍中身体最差的一人，又是最忙的一人。1948年春，中央进入河北西柏坡。任弼时的血压很高，心律又严重不齐，却仍时时支撑着协助周恩来工作，协调各战略区的物资调配和后勤支援。1949年3月，随中央进入北京，主持召开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