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是我们不可以忘记的历史。了解西安事变，学习爱国主义精神。下文是观西安事变心得感悟，欢迎阅读！

观西安事变心得感悟篇1：

我用了两天的时间把30多集的电视连续剧《西安事变》给看完了，真是感慨颇多啊!以前在历史书中看到有关西安事变的文字十分有限，而通过这次观看电视剧<西安事变>之后，对西安事变的整个经过有了一个详细，深入的了解。从这次事变中我更加对张学良的深明大义，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感到钦佩，而对蒋介石的老奸巨滑，言而无信而所不耻。也对爱国将士张学良将军的悲惨遭遇(被幽禁了55年)所同情，这样一名爱国将士竟然遭到如此待遇，真是太不公平了。虽然张学良将士已离我们而去了，但是他对我们中华民族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我们永远都怀念这位爱国将士，民族英雄!相信他将名垂青史，千古流芳!

观西安事变心得感悟篇2：

最近这段时间中央八台在热播《西安事变》，最开始看的时候特别不喜欢胡兵演的张学良，他的长相与我心目中张学良的形象相差太远，他不是我以往看到的任何一届“张少帅”那样帅，那样英俊。虽然胡军本人并不太难看，也挺潇洒，但他外形的感觉和味道实在是与张学良的味道相差太远。但随着剧情的深入和转折，我觉得在本剧中胡兵还是把张少帅那种匪气给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昨天看的那三集。胡兵是我看过的，把张学良演得最具匪气的一个。虽然不喜欢胡兵演的张学良，但我还是觉得胡兵演出了张学良的另一面。

在整个连续剧中，我个人认为演得不错的当属杨虎城、毛泽东、周恩来、赵四小姐。

在整情节转化和人物表演中，我觉得杨虎城演得非常不错，他把一个爱国、抗日、联共、一方军阀的特点都表演的很是到位。他抗蒋，不唯蒋是从，就是一方军阀的思想的表露，但他很会为人处事，万事不轻易从口中说出，他比张学良老谋深算多了。但他的本质是好的，他联俄联共抗日，是民族英雄的代表。在整个西安事变中，他的角色是极其重要的。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戏虽然不多，但我觉得他们的对白和演技都非常的精彩，让我不住的喝彩，尤其是毛泽东说的那句：“给我狠狠地打，打出谈判桌上的发言权。”还有昨天那集：苏联报纸上对张、杨行为给予否定，毛和周说的对白及演技，都是非常的精练和精彩的。

此戏中的赵四小姐，让我看到了四小姐聪明、机智、乖巧的一面，戏不多但也讨人喜欢。

我们的蒋夫人虽然对白不错，演技不错，但外形和气质与本人相差甚远，以致感觉略逊一筹了。

当然整部戏里扮演蒋介石的演员表演得也是非常优秀的，他把内心的那种矛盾、武断、自私、自负都刻划得很深刻。

西安事变无论是对于中共还是中国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他的历史意义是永远值得世人谨记的。

在看电视时，女儿在边上说着：我要过安稳的生活，我不要死得那么早。(杨虎城养女被害，一直未找寻到时的情景播出时女儿名言)。

老公在边上说：死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你想怎么死?

女儿：现在又没有战争。

老公：你和你妈一样，长大就是个叛徒，贪图享受，要过安逸的日子。

观西安事变心得感悟篇3：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

1932年1月18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开始。

1932年3月9日，伪满洲国成立，日本加速肢解中国的步伐。

1933年1月3日，日本军队侵占山海关。

1933年2月21日，十万日伪军进攻热河省，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率东北军望风而逃。

一桩桩一件件，都是蛮横的日本侵略者在中华大地上横行无阻。而当中国大好山河屡遭肆虐之时，中国的统治者蒋介石却对日本的侵略和分裂中国的企图屡加容忍、妥协，在内战的“舞台”上”大方异彩。

1932年5月5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

1933年5月5日，设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准备对日交涉停战。 1933年5月31日，签订《塘沽协定》，将华北置于日本的监视之下。 1935年5月，受日本要挟签订《何梅协定》出卖了河北省、察哈尔省的主权。 1935年10月，蒋介石同意了日后成为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的行动纲领的“广田三原则”。

1933年7月，蒋介石以“破坏整个国策”的罪名破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首领冯玉祥离开同盟军总部，方振武出国，孙良城解甲归田，而吉鸿昌更是被杀害于天津。

1936年6月1日开始，蒋介石与两广的矛盾险些酿成内战，他无视两广的北上抗日请求，还不断分化、胁迫、收买，使宝贵的抗日浪潮消解于无形，虽然两广的这个“抗日”口号只是借口，但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难能可贵的。

1931年开始，蒋介石就不断督促东北军围剿红军，扩大内战范围和程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蒋介石就不断无视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提议，依旧对红军步步紧逼。

一桩桩，一件件，在我看来，中国遭受的灾祸不仅是来自急于扩张的日本侵略者，更多的是来自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及其控制的国民政府。

1931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外交部长职务宣誓会上的训词中公然声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 。不可否认，“攘外必先安内”在某些情况下是非常正确而有效的，不过我认为在20世纪三十年代抗日战争情形紧迫，日军不断对中国进行蚕食之时，进行对外战争维持中国的存续远比用内战缓慢安定国内形势更为重要。蒋介石为了“安内”而对日本的妥协，使日本的胃口越来越大，对中国的侵略越来越肆无忌惮。在当时来看，中国所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来自日军的进攻、日本的扩张，而不是来自中国国内鲜能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造成重大影响的反对势力，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与其红军。蒋介石不知道也不愿知道中国当时的矛盾已由国内各势力间的政治矛盾转移到中日间的民族矛盾，他只是为了一己私利，只想肃清国内的反对势力，成功地巩固自己对中国的统治、控制。而这，从爱国主义的角度上看，是与之完全背道而驰的。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若不坚定地奉行爱国主义，并把它作为行动的准则，不能在国家危难之时保护主权、领土的完整和人民的安全、权利，他还能称作、还配成为一位国家的统治者、领导人吗?我想这是不可能的。

爱国主义，是一种对国家、民族的深度信赖与忠诚，是一种对国家的认同感，是一种保留国家存续的强烈意愿，它暗示着个体应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与团体利益之上。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动乱时期中，爱国主义我想就深切地表现在保护祖国不受外敌入侵上，它应该以国家的安全与利益为最根本，旨在维护国家的存在，因此损害国家力量的内战是不被允许的。在被日本大肆侵犯，国家处于生死存亡关头之时，奉行爱国主义，便应该集合国内所有的爱国志士，所有的可以保护国家的力量，进行抵抗和驱逐的战斗，而不应该继续内战，把“攘外”的珍贵力量都无谓地消耗在了内战的无底洞中。这种论调可能有些极端与短视，但当国家不复存在时，再长远的考虑也都只是镜花水月。因此，真正的爱国主义，便是抛却个人利益，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维护国家安全与利益。

对蒋介石来说，便是“攘外”大于“安内”。

蒋介石做不到奉行爱国主义，但有更多的国民与将领可以做到。于是，西安事变便是在这种爱国主义的背景下轰轰烈烈地开始的。

日军侵略我吉林省和黑龙江省，遇到不执行蒋不抵抗命令的东北军将士的顽强抵抗。

日军进攻锦州，戍守的东北军将士坚守不退，直到弹尽粮绝。

日军进犯上海，淞沪会战爆发，十九路军拒绝蒋介石的撤退命令，奋起抗击日寇侵略。

日军进犯长城各口，二十九军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功地收复部分领土。 中国共产党派遣一大批优秀党员进入东北组织抗日游击队，给日本侵略者以直接打击。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南京、天津、汉口、青岛、太原、长沙等地的工人掀起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

青年学生更是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急先锋与主力，起了起了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的作用，各地大量的罢课、请愿活动甚至直接参军显示青年们高昂的抗战意愿、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

虽然蒋介石极力组织，但抗日救亡运动还是愈演愈烈，人民大众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不能被阻碍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935年12月9日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及1936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纪念更是成为西安事变的直接导火索，让“逆之者”蒋介石尝到了被囚禁的痛苦和无奈。

一个有血性的国家，一个能长远存续的国家，她的大量的国民必定有着强烈而坚定的爱国主义思想。当国家的安全受到威胁，人民的生活不能保证时，爱国主义势必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在无数爱国的人民的支持下。整个国家爱国主义的实现，必定是存在于一个庞大基数上的，有一个庞大的充斥着爱国主义情绪的人群，爱国的思想才会深入到国家的行动上去，而一旦有这个庞大基数的存在，爱国主义便是不可以阻挡的，它就会利用国家的一切力量，不论它们之前是友善还是敌对，去抗击侵略者，维护国家的安全与利益。

西安事变有一种必然性，它无关张学良还是杨虎城还是某个其他的将领，它是因国家、国民的爱国主义而必然也必须发生的，它是当时广阔的被爱国主义思想笼罩的背景下的必然产物，它是庞大的爱国人群传递爱国主义思潮、进行爱国主义运动的必需结果，它是全民爱国主义的一种深刻而直接的表现。“攘外”在爱国主义的渲染下必然大于“安内”。

因此，我认为爱国主义的存在和实现需要一个庞大的基数，只有大量清醒的爱国人群，统一而激烈的活动才能让爱国主义不会消失、不被篡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