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在有力打击美国嚣张气焰的同时推进了中国国防和军队逐步走向强大，最终取得了抗美援朝全面胜利。下面小编整理关于抗美援朝战争70周年作文5篇，欢迎阅读。

抗美援朝战争70周年作文1

抗美援朝战争，是美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

视察过“三八线”军事设施后，1950年6月19日，美国国务卿顾问杜勒斯，在韩国国会演说称：“自由世界正在注视你们，如果与共产党妥协，等于选择导致灾难的道路。”“只要你们在人类自由的伟大事业中继续发挥有价值的作用，你们决不会是孤立的。”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对此，当过“联合国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在其回忆录中明确断定：“在朝鲜，共产主义已经向自由世界发动第一次挑战了。现在是下决心的时候了。现在，同过去任何时候一样清楚，这是一场反对共产帝国主义的战争”。“如果我们在亚洲败于共产主义，则欧洲的命运将岌岌可危。……我们现在必须行动起来，否则我们将灭亡。”美国记者约翰·托兰在其《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一书中，就此写道：“为了阻止共产主义，哈里·杜鲁门总统不宣而战，迅捷地采取了人们所称的警察行动，加入了这场冲突，劝说不大情愿的联合国批准他的行动，并使15个国家参加了美国同北朝鲜和中国的战争。”

中国人都记得，正是这个杜鲁门，在当年6月27日，声称“共产党部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而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因此，我已经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而且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连麦克阿瑟都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是有背开罗协定的)。同年7月底，麦克阿瑟又专门跑到台湾，“在讨论到的问题中有一个问题是国民党中国迅速而慷慨地提出要派遣军队去参加朝鲜的联合国部队。……见到了上次战争中我的老战友，蒋介石委员长，我感到非常高兴。他那抵制共产党统治的不屈不挠的决心引起我由衷的钦佩。”

由上可见，朝鲜战争的性质，在美国人是毫不含糊的。朝鲜战争与中国的关系，在他们也是一清二楚的。

1950年9月15日仁川登陆后，麦克阿瑟率领的侵朝美军曾经一度得逞、十分张狂，无视中国政府再三严正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大举进犯朝鲜北方，并迅速向朝中边境推进，还扬言“从历史上说来，鸭绿江并不是把两国截然分开的一道障碍。”

在这个严峻的历史关头，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共中央毅然作出战略决策，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迅速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揭开了入朝第一次战役的序幕，是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参战纪念日。

事情正如1950年11月4日中国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所说：“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相关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只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害关系密切地关联着，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约翰·托兰在《漫长的战斗》一书中从另一个角度说道：“就这样，不是为了推动世界共产主义，而是为了保护自己免遭一个威胁要使用核武器的强大敌人的入侵，中国不情愿地进入了朝鲜冲突。……麦克阿瑟梦想拿下整个朝鲜，而且或许向更北的地方推进，迫使毛介入一场他几个月来一直试图避免的战争。”

这就是白纸黑字记载下来的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由来的历史真相。

抗美援朝战争70周年作文2

残酷的现实表明，现阶段的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和国际上与美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已经紧紧地交织在一起，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斗争已经再次上升到主要矛盾的地位。

近代史上，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几次大规模的战争，每一次战争都使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最终使中华民族摆脱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血洗了一百多年来被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欺凌的耻辱，使中国人民真正站立起来，骄傲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土地革命战争的意义，是唤醒了亿万农民阶级，使共产党找到了一条以农民为主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有了稳固的阶级队伍，形成巩固的工农联盟，开创了自己的根据地，为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抗日战争是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民族解放战争。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了国民党的抗战。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后抗战，展现了共产党在国难当头的危机面前捐弃前嫌的民族大义，不但赢得了抗战的胜利，也赢得更多的爱国民主人对共产党的理解和支持，使党扩大了群众基础，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解放战争是巩固土地革命胜利果实和抗战胜利后民族独立成果的人民革命，是推翻国民党为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武装夺取政权，建立人民自己的共和国，为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扫清了政治上的障碍。

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和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奠基礼。也可以说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立威之战。他证明了毛泽东领导的党和人民军队不但可以战胜任何国内的反动派，而且可以战胜武装到牙齿的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及其同盟军。正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和后来的核武器的实验成功，最终奠定了新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也使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再也不敢轻易冒险与新中国发生直接武装冲突。

所以，任何淡化、抹黑、甚至否定这几场战争的言行，都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任何抹黑、污蔑在这些战争中涌现的英模人物的言行，都是企图对共产党革命历史的反攻倒算，是对共产党领导地位合法性的挑战。其中，多年来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质疑和否定，更是现实中美之间的激烈博弈在重大历史事件上的反映。质疑和否定抗美援朝战争，是现实中疯狂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幻想“中美共治”的汉奸势力颠覆中国的重要舆论手段之一。

此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就是彻底粉碎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在亚洲扩大势力范围的企图，使二战以后形成的两大阵营的世界格局得以稳定。斯大林在分析两大阵营的演变趋势时指出：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和相互帮助，使这些国家有了高速度的工业发展，“使得这些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自已还会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商品输往他国。”这就使得“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美、英、法)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将不会扩大而会缩小，世界销售市场的条件对于这些国家将会恶化，而这些国家的企业开工不足的现象将会增大。世界市场的瓦解所造成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加深就表现在里。”“这是资本家自己也感觉到的，因为失去象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市场是很难不感觉到的。他们竭力想用"马歇尔计划"、侵朝战争、军备竞赛、工业军事化来解脱这些困难情况。但是这很象快要淹死的人抓住一根草一样。”可见，朝鲜战争绝不是美国要保护南朝鲜，而是二战后帝国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试探和围堵。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帝国主义的这一全球战略企图，所以，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即是中朝两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对帝国主义阵营的伟大胜利。

但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先是通过解散农村集体经济，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进程，进而将国民经济全面转向外向型，又通过加入WTO融入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使国民经济逐渐成为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的附庸经济。经济的改革和开放，使中美之间的战略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剧变。

是在维护自己独立经济体系的基础上发展对外关系，还是放弃自己的独立性，按照资本主义的原则改造自己的经济体系，完全接受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融入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重大问题。斯大林曾经说过：“我们应当这样来建设我们的经济：使我国不致变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属品，使我国不致被卷入资本主义发展的总体系中去成为它的辅助企业，使我国经济不是作为资本主义的辅助企业发展起来，而是作为独立的经济单位发展起来，这种独立的经济单位主要是依靠国内市场，依靠我国工业和我国农民经济的结合”。又说：“这条路线坚决摒弃把我国变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附属品的政策。这就是我们的建设路线，就是党现在遵循的并且今后还要遵循的路线。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这条路线就是必需的。”这是斯大林为前苏联选择的发展道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毛主席也警告过：“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

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及其以后的领导人都曾抱有“苏美共治”的幻想，被毛泽东批评为“两大国主宰世界”。 到叶利钦时期，则干脆推翻苏共，解体苏联，寄希望于与美国和解，结果不但没有换来真正的苏美共治，反而被美国和北约大踏步东扩，步步紧逼，把俄罗斯逼到了墙角。几代领导人的苏美共治幻想的破灭，在碰的头破血流之后，才逼出了普京这样的强人。

而我国的改革以来的所谓“发展外向型经济”，所谓“全面对外开放”，所谓与“世界接轨”，同样完全违背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警告。如果我们简单地概括改开以来的发展，实际上是这样几步棋：先是通过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把农村集体经济瓦解掉，导致农村退回小农经济和进一步两极分化，使国内消费市场萎缩;其次是以农村集体经济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国家工业失去国内市场的支撑，被迫转向外向型发展模式;第三，为了争取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和更多的招商引资，又必然引起国内企业、地区间的恶性竞争，导致经济发展在廉价输出和牺牲资源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放，主导产业纷纷被外资控制;最后，是金融领域完全服务于这一发展战略，成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吸食中国人民血汗的工具，廉价出口挣来的外汇，又被用来购买美国的国债和垃圾债券，货币和金融政策使国民经济进一步殖民地化。社会主义的防线就这样一步一步被突破，发展的成果源源不断地输入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现在，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的“中美国”的格局已经形成，很多中国决策者“中美共治”的梦幻不但没有破灭，反而越发不可收拾。难道我们非要重蹈前苏联的覆辙才会醒来吗?

残酷的现实表明，现阶段的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和国际上与美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已经紧紧地交织在一起，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斗争已经再次上升到主要矛盾的地位。正是在这样的世界格局和中美关系演变的背景下，出现对抗美援朝战争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也就丝毫不奇怪了。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态度，绝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而是现实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战略选择问题。

所以，重温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深刻理解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历史意义，发扬勇于战胜一切敌人的大无畏精神，对于恢复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反击国内汉奸卖国势力和美帝国主义颠覆中国的阴谋企图，也就更加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抗美援朝战争70周年作文3

中国政府5月13日通知，9月3日全国放假一天，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并决定将9月3日定为“胜利纪念日”和公共假日。

诚然，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抵抗外来侵略战争的首次胜利，是值得中国人永久纪念的。但是，设立“胜利纪念日”则需要全面权衡中国抵抗外来侵略的历史，做出恰如其分的处理。 这里要说的是，抗日战争不是中国的真正胜利，抗美援朝战争才是中国的真正胜利。

如果真要设立什么“胜利纪念日”之类节日，以抗美援朝战争“停战协定”的签订为标志设立更为合适。为什么呢?

首先，抗日战争中国虽然“胜利”了，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自“西安事变”后“领导”了抗日战争，但决定日本投降的毕竟不是中国军队。这不是说在战争结束前的一个月里日军还从中国的主力战场国民党战区净夺取18座县城(虽然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月里从日军手中净夺取16座县城)(乔良：《鬼子投降前一个月，国共两党各自在干么?》)，苏联还出兵150万。关键是，如果没有美国的两颗原子弹，日本人会这样投降么?

第二，中国虽然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到抗日战争结束前，在抵抗外侮的战争中每战必败，没有过胜利记录，哪怕是一个最小的国家派出最小的甚至非常少的军队，都可以打败我们。所以日本人从来不认为他们是被中国军队打败的，世界上也没有谁认为法西斯日本是败于中国军队的。 一个志愿军老战士在文章中讲，抗美援朝战争后，一位日本教授感慨地说：“1949年你们的毛泽东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我们日本没有人相信。看看你们中国人，一百多年来，一个失败接一个失败，几千个外国人入侵，一两万外国入侵者，就可以直入你们的首都，杀人放火，你们就得割地赔款，毛泽东一句话，中国人就站起来了?后来，你们出兵朝鲜，把我吓了一跳，你们把美国人从朝鲜北面压到南面，我觉得中国人和过去不一样了，看来毛泽东讲得有点道理。” 连解放军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毛主席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日本人都不相信，难道有谁相信这样的中国能够打败已经占领东南亚、敢于偷袭珍珠港、把美国作为消灭目标、势头正猛的法西斯日本?所以如果客观地讲，实事求是地讲，抗日战争并不是中国的真正胜利。 知人者智，自知则明。人贵有自知之明。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和民族也未尝不是如此。就像中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一方而非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真正战胜国，无法以战胜国身份在巴黎和会上改变自己半殖民地国际地位一样，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抗日战争也不是中国的真正胜利，否则我们会贻笑于世界。

第三，抗美援朝战争，才是中国的真正胜利。正因为抗日战争没有人认为是中国的胜利，二战中战胜日本的美国更不把中国放在眼里。当美军把朝鲜军队赶到中朝边境，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便叫嚷：“鸭绿江并不是不可逾越的屏障，不能期望联合国军在鸭绿江边停滞不前”，“我要让共产党国家血流成河”!同时对中国边境狂轰滥炸。 同胞们，朝鲜和中国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当年日本就是通过朝鲜为跳板侵入中国的，中国遭受了多大的灾难!美国现在又要重抄旧路，让中国“血流成河”了!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后来说：“如果他(毛泽东)不在朝鲜阻拦美国，他或许将在中国领土上和美国交战，他没有理由作出相反的结论。”由此可见美国对中国的态度。

第四，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空军上校戴旭说，朝鲜战争告诉我们，和平不是靠退让得来的。自晚清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连续对世界大大小小的列强退让了一百多年，结果让了琉球丢了台湾，让了东三省丢了北平城，几乎亡国灭种，也没有换来中国人渴望幻想的和平。最后还是拼命一战，才死里逃生。新中国刚刚成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又顺着八国联军的惯性思维，组织十六国联军，气势汹汹地兵临中国门口。但这一次它们遇到的不再是只会点头哈腰订不平等条约的中国人，而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新中国人!于是局面完全改观了，和平姗姗来迟。 新加坡《联合早报》说：“朝鲜半岛战争使中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但所带来的回报也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外交上，中国用能力、决心和意志，毫不示弱地向美国宣告了一个强劲对手的存在;在更广泛的层面，中国使全世界刮目相看，甚至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在军事上，美国对中国产生敬畏，发誓再也不与中国发生地面军事对抗。以此为标志，鸦片战争以来世界强国蔑视中国自卫能力、无视中国民族意志的历史，终于走向结束。” 彭德怀的话说得更直白：“美国占领朝鲜与我隔江想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向老虎让步是不行的。它既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国帝国主义见过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这话与美国人的看法不谋而合。 所以说，没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新中国的国家尊严和国威就无从建立，旧中国“东亚病夫”的形象就不可能甩掉，谁想欺侮就欺侮的处境就不可能摆脱，也不可能赢得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主义建设环境。

第五，抗美援朝战争也是新中国对国际共产主义的支援战，是履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金日成建立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美国人把侵朝战争看作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战争，其实是消灭社会主义、消灭国际共产主义的侵略和霸权战争。如果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互相支援，就难以战胜强大的帝国主义侵略力量。 公正地说，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和二战后建立的联合国都未能制止战争赢得和平，是主持公平正义的毛泽东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下用他那气贯长虹的浩然正气和战无不胜的有力行动才制止了战争，赢得了几十年的世界和平，而抗美援朝反侵略战争是这种行动的标志。 因此，相对于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才是中国的真正胜利，才是广大中国人民真正扬眉吐气的事情，把签订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的7月27日设立为中国的胜利纪念日(或称为“抗美援朝反侵略节”)和公共假日，将比把日本“投降”中国作为“胜利纪念日”更具有实际意义。

第六，针对中国抗议日本高官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一网友说，“美国人每年都纪念抗美援朝牺牲的美军呢，我们中国人砸(咋)不抗议啊?!!”抗美援朝本来是对美国侵略的回应，大长中国人民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志气，大灭欧美帝国主义的威风，但中国现在连提都不提了，美国却在纪念这次战争，说它遏制了共产主义的扩张。中国拍摄的30集电视连续剧《抗美援朝》2001年拍摄完毕至今没有敢播放，在2007年建军80周年的时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的“抗美援朝”馆也被撤销了，这都是中国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结果。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的确认，对“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广告，为世界人民反侵略反霸权树立了一面光辉旗帜。如果设立抗美援朝胜利纪念日，将是对正义与和平的赞美，对侵略与霸权的警告，对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世界人民做出的反侵略榜样的肯定，引导世界人民彻底消灭侵略和霸权行为，建设公平、公正、和谐的世界而努力。

抗美援朝战争70周年作文4

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从这一刻开始，中国作为拥有全部权利的平等一员走入国际社会——中国真正的现代史开始了，中国的近代史真正被终结了。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起始于何时，史学界没有任何争议：那就是发生于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因此而签订的《南京条约》，包括香港的割让。中国的近代史因此而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其一是中国无力保卫自己免于侵略;其二是中国不得不接受不平等条约。

那么中国的近代史终于何时?中国现代史开始于何时?却有着不同说法。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引起了近代史学界的强烈关注和热烈讨论。在文章中，胡绳非常明确地把近代史限定在1840—1919年之间，也就是说，以五四运动为分野，在此之前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为近代史;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取代民族资产阶级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此后则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是为中国现代史。

胡绳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从这时开始，中国历史学界出现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明确分界，分界线就是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

胡绳的断限方法，应该说颇有其道理，但缺点似乎在于过于重视近代中国的“革命的性质”，而忽视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因此这一划分虽然被学界所接受，但也有许多学者明确表达过不同意见。著名历史学家优秀优秀范文澜就提出，应该按照社会性质来划分历史时期，他认为，1840—1949年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史应该包含1840—1949年的整个时期，1949年才应该算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不过，尽管有不同的声音，在1980年代以前，这种看法并没有成为主流，无论是教学、研究或者撰著中国近、现代历史，全部都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的。

这种状况在1990年代以后得到了改变：1999年以来，已经有数种中国近代史著作采用了1840—1949年的分期方式。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本书是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教材，是全国高等学校本科生的必修教材，该书开篇的第一句就是：“中国的近现代史，是指1840年以来中国的历史。其中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是中国的近代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是中国的现代史。”这句话非常重要，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新的分期方式，已经写进了大学教材，开始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但是，如果按照笔者在本文开头所指出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两个特征来衡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1949年仍然不能作为近代史的终结点，原因有两点：第一，中国仍然不能证明她有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尽管在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表现出了无坚不摧的战斗力，但这毕竟仅是国内战争);第二，中国也还没有证明她有没有能力摆脱不平等条约——中国此时还受着“雅尔塔协定”的束缚，能不能顺利摆脱尚属疑问。况且，仅就社会性质而言，中国的土地改革是到1953年才全面完成的，而直到这时，我们才能说，中国社会摆脱了“半封建”的性质。

也许有人会质疑，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难道也没有终结你所说的那两个特征吗?

笔者的答案是肯定的。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日本在中国大陆还驻有200多万军队，占领着中国中东部地区的所有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包括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而担负正面战场抗战任务的国民党军队，却躲在西南一隅，并没有开始战略反攻，也没有收复一座被日军占领的城市。在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虽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抗击了侵华日军的主力，但也仍然没有达到能够独立开展反攻，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程度。简言之，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结果，中国作为反法西斯阵营中的重要一员，虽然为最后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这并不能自然证明，中国就具备了主要靠自己的力量来保卫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能力。

再说不平等条约。尽管在抗日战争期间，旧的不平等条约先后被宣布废除，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随即和美国签订了新的不平等条约——《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1946年11月4日，由国民党政府外文部长王世杰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签订)。

《中美商约》共三十条，它规定：美国人有在中国“领土全境内”居住旅行，从事商务、制造、加工、科学、教育、宗教和“慈善事业”，勘探和开发矿产资源的权利，并为此可以在中国保有、建造、租赁土地及房屋，从事各种职业。美国的“法人及团体”与中国的“法人及团体之待遇相同”。美国商品在中国征税、销售、分配或使用，享有不低于任何第三国和中国商品的待遇。中国对美国任何种植物、出产品或制造品的输入，以及由中国运往美国的任何物品，“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其人员和物品有经由“最便捷之途径”通过中国领土的自由。美国船舶，包括军舰在内，可以在遇到“危难”时，开入中国“对外国商务或航业不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

《中美商约》以彼此“平等”、“互惠”的形式掩盖着不平等的内容及实质，实际上是中国对美国的单方面全面开放，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可以为所欲为。条约签订后，驻美大使顾维钧竟无耻地宣称：“全中国领土均向美国商人开放”。

《中美商约》一经公布，立即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上海各界名流马叙伦、马寅初、茅盾、千家驹等纷纷发表意见，抨击谴责《中美商约》。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表声明说：“《中美商约》是绝对不利于中国的片面独惠的丧权辱国的新的不平等条约”。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评蒋美商约》，指出它是“蒋政府把中国作为美国附属国的重大标志之一，是中华民族又一次新的大国耻”。延安各界人士建议以11月4日为新的国耻纪念日，1947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接受了这一建议。

《中美商约》之外，损害中国权益的“雅尔塔协议”，是被强加在中国身上的另一个不平等条约。

“雅尔塔协议”是美国、英国和苏联三个大国在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之间，在黑海北部的克里木半岛上的雅尔塔皇宫内举行的一次关于制定战后世界新秩序和列强利益分配问题的一次关键性的秘密首脑会议上签订的。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内容如下：

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

对1904年由于日本背信攻击(日俄战争)所受侵害的帝俄旧有权利，应予恢复如左：(a)库页岛南部及其邻近的一切岛屿均须归还苏俄;(b)维护苏俄在大连商港的优先权益，并使该港国际化;同时恢复旅顺港口俄国海军基地的租借权;(c)中苏设立公司共同经营合办中长铁路、南满铁路，并保障苏俄的优先利益。同时维护中华民国在满洲完整的主权。

千岛群岛让与苏俄。

在“雅尔塔协定”的问题上，苏联表现出了民族利己主义的倾向，违背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应该遵循的基本外交准则，印证了人们当初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必然导致社会主义被民族主义所绑架的担心;美国为了减少自己的战争成本，换取苏联出兵远东，不惜出卖自己正在浴血奋战的战时盟友，更让人们看到了盎格鲁-撒克逊白人资本集团的精明势利，刻薄寡恩——在强调了这两点之后，笔者想指出的是，蒋介石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决心搭美国的“便车”，消极抗战，积极__，把抗战变成了一项有利可图的买卖，迟迟不肯发动反攻，同时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表现太烂，尤其是在1944年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而发起的豫湘桂战役中的大溃败，也是导致中国在雅尔塔被出卖的一个重要原因。

需要强调的是，“雅尔塔协定”中关于中国的部分，本是美、苏、英等大国背着中国政府单方面签订的协定，对中国并无约束力，但蒋介石政府在美国的压力下，以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方式确认了这些条款，主要包括：苏联政府声明，一切援助给予国民政府，并重申尊重中国在东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的完整。中华民国政府声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的愿望，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另外，此条约还规定：中苏共管长春铁路三十年，旅顺为共享海军基地三十年，大连为自由港，苏军进入东北后，收复区内由中华民国派员设立行政机构并派军事代表和苏联联系。日本投降后最迟三个月内苏军全部撤出东三省。条约有效期为三十年。

1949年11月，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首次访苏，和斯大林的谈判之所以进行的困难重重，甚至一度很不愉快，原因就在于，毛泽东不得不和斯大林清算蒋介石留下的这笔烂账：要求苏联放弃通过“雅尔塔协议”在中国获得权益。在毛泽东、周恩来的艰苦努力下，斯大林答应放弃除外蒙古之外的大部分权益，尤其是在东北的权益，但手段老辣的斯大林又不马上把这些权益交还给中国，而是采取“拖几年，走着瞧”的态度。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使这两个问题同时得到了解决——

首先，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场上的胜利，证明中国完全有决心，有能力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保卫自己不受侵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虽然苏联后来向中国提供了一些军事援助，但这些援助是在志愿军已经取得节节胜利的背景下提供的，其意义近似于锦上添花，并不是志愿军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而其动机则近似于股市上人们去追捧一只价格正在飚升的股票;

如果用足球来做比喻，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胜利，相当一支一向被视为弱旅的球队，不仅连续踢败了世界冠军巴西队，而且还踢败了巴西队和世界杯16强组成的联合球队——这样的球队还有谁敢说它是弱旅吗?

1951年元旦刚过，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就占领了汉城——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占领别的国家的首都(中国自己的首都，近代以来曾以每隔40年左右就陷落一次的频率，连续三次被外国军队占领，最后一次，还发生了南京大屠杀)，志愿军前卫部队的一个副团长，还大摇大摆走进了李承晚的总统官邸，在浴缸里痛痛快快地洗里一个澡。

其次，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使得苏联关于放弃在中国东北权益的承诺，由“承诺”变成了“落实”：旅顺军港，中长铁路等，都很快被顺利、无偿地交还给了中国。同时，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成功地把美军阻止在自己的东北国境线之外500公里左右的现实，苏联也失去了任何在军事上染指中国东北的借口。

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摆脱了“雅尔塔体系”的国家，成为世界上地一个可以和美苏平起平坐的国家——随着抗美援朝的胜利，美苏再也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中国了——无论是欧洲的传统强国，还是日本，到现在都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

摆脱“雅尔塔体系”是不容易的，欧洲距离这一天还要等40年，直到苏联解体之后才做到这一点，在东北亚，日本和朝鲜半岛，至今还在继续品尝着“雅尔塔”牌的苦酒：美国在日本、韩国的驻军，俄罗斯对日本北方四岛的占领，朝鲜半岛的分裂等，都是“雅尔塔体系”的遗产。

为了这一切，中国人民献出了14万优秀儿女的生命，其中包括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

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从这一刻开始，中国作为拥有全部权利的平等一员走入国际社会——中国真正的现代史开始了，中国的近代史真正被终结了。

所以我认为，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分界线，应该定在1953年!

抗美援朝战争70周年作文5

1950年6月25日凌晨，朝鲜军队在大量坦克和猛烈炮火的支援下，迅速突破“三八线”并挥师南下，朝鲜战争就此爆发。

现在追究到底是谁打响了“第一枪”，已经没有意义，因为南北双方都有武力统一的冲动，并且将其视为民族“内部冲突”。

然而，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却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统一进程和对外关系。由于美国军事介入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不仅使大陆“解放台湾”的计划从此搁浅，而且导致中美在朝鲜半岛展开一场殊死较量，中国被迫打了一场抗美援朝战争。

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看问题，朝鲜半岛爆发的这场战争，既影响到中国的和平建设，也妨碍了中国的最终统一，可以说并不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因而也绝不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中国为何没有阻止这场战争的爆发?中国又能不能阻止这场战争的爆发?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反思的重要问题。

朝鲜半岛分裂为南北两个国家，这既是美苏等大国的“战后安排”，同时又很快受到东西方冷战的影响，成为两个阵营斗争的“前哨阵地”。

在此背景下，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多次向斯大林寻求支持，要求在朝鲜半岛发动“统一战争”，但斯大林由于顾忌苏美直接对抗，始终没有做出明确答复。

促使这种局面发生变化的有两个因素：一是美国公开宣称包括朝鲜半岛和台湾在内的地区，不再是美国在亚太的“防御范围”;二是由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苏联不得不放弃对大连、旅顺港的长期使用权。为了寻找替代旅顺港的太平洋出海口，斯大林把目光投向了朝鲜半岛的四个天然良港，即位于朝鲜的元山，韩国的仁川、釜山和济州岛。

考虑到苏美在朝鲜半岛直接对抗的风险降低，同时更重要的是苏联需要在朝鲜半岛开辟新的太平洋出海口，因而斯大林的态度有了根本改变，从不置可否转变为明确支持朝鲜发动“统一战争”。

斯大林态度的这种改变，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把原说好用于援助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大量武器装备，特别是海空军装备，转而给了朝鲜。苏联军援方向的如此变化，使朝鲜有了发动“统一战争”的本钱，却使中国失去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必要条件，中国领导人对此感到震惊和不解。

就毛泽东的初衷而言，是先等中国解决了台湾问题，实现了统一，然后再腾出手来帮助朝鲜。这种态度，斯大林和金日成都很清楚，但他们却背着中国改变了这种“顺序”。

尽管如此，中国在阻止朝鲜战争爆发的问题上，并非无能为力，甚至可以起到重大作用。这里主要涉及到两个环节：

其一，斯大林虽然同意朝鲜发动“统一战争”，但又要求金日成征询毛泽东的意见。从表面上看，斯大林是尊重毛泽东，认为他对亚洲的情况更了解，但深层次的原因，是斯大林对金日成能否打赢战争并不放心，而一旦发生变故，只有依靠中国来收拾局面。在此情况下，如果中国坚决反对，斯大林改变态度并非没有可能。

其二，朝鲜尽管得到苏联的援助，有了海空军武器和足以组建6个步兵师、3个机械化师的装备，但缺少能打硬仗的部队，这是其军事上的先天不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金日成向中国提出，让解放军中的朝鲜族部队返回朝鲜，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3个主力师，这也是其发动“统一战争”的骨干力量。试想，如果中国当时拒绝了金日成的要求，他手上只有武器装备而无英勇善战的部队，朝鲜战争还打得起来吗?

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两个关键环节上，中国都没有很好把握。不仅默认了斯大林和金日成的安排，而且也同意让朝鲜族部队返回朝鲜，这就使得违背中国意愿且并不符合中国利益的朝鲜战争，失去最后一道屏障，只能眼睁睁看着它爆发了。

中国既然有可能阻止朝鲜战争的发生，为何没有通过坚决的努力去实现这一目的?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按照毛泽东的解释，主要有以下两条：

第一，中国与苏联和朝鲜是“三驾马车”，那“两匹马”都要朝着那个方向拉，中国不好一家人否定他们两家，尤其否定斯大林。这就涉及到时代的因素。自中国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条约》后，中国实际上已经选择了“一边倒”的政策，在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环境中，中国明确提出苏联是“头”，因而对于斯大林的决策，毛泽东很难执意反对，也必须维护阵营内的团结，所以只能默认苏联和朝鲜的共同安排。

第二，在朝鲜半岛局势逆转，中国决策层围绕是否出兵朝鲜展开激烈争论时，毛泽东私下曾经表示，就是打不赢也要去，否则苏联的大量援助就要落空。很显然，这也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牵制中国难以坚决反对和阻止的重要原因。在与美国和西方国家“划清界限”后，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只能依靠苏联的支持，如果因为朝鲜战争的事情与斯大林把关系搞僵了，苏联原先承诺的经济和科技援助，势必要出现问题，这对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无疑是关乎未来发展的大事情，所以做出妥协和让步也不难理解。

即便是未能阻止朝鲜战争的爆发，但中国也希望将战争带来的风险降到最低，因而提出了朝鲜在前面打，中国在后方帮忙守的建议，以免在战局发生重大变化时，不至于搞得太被动。

让中国感到无奈的是，朝鲜战争爆发后，金日成已经被暂时的胜利冲昏头脑，根本不愿考虑中国的建议，甚至通报战况都很勉强。此后，对中国再三提醒要警惕美军可能在后方登陆的告诫，也压根没当一回事。

直到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成功，抄了朝军的后路，朝鲜战局急转直下，朝鲜人民军几乎溃不成军的时候，金日成这才急忙向中国求援，迫使中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做出了出兵抗美援朝的艰难抉择，打了一场本可避免却又不能不打的战争。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肯定的说，中国当年完全有条件、也有可能阻止朝鲜战争的爆发，但没有实现这样的目的，也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问题。

今天的朝鲜半岛，爆发新的战争的危险性依然存在，中国作为近邻，仍然面临能否制止战争和怎样去制止战争的问题，当年的那种历史考验，很难料定什么时候会再次出现。

所不同的是，今天的中国在朝鲜半岛早已不是“一边倒”，中国对发展朝鲜、韩国的关系同等重视，也反对任何一方生乱、生战。但这里依然存在一条“底线”，那就是谁越过“三八线”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谁就是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破坏者，中国不仅对此坚决反对，而且也必将进行坚决干预，否则就很难阻止一场新的朝鲜战争的爆发。

诚然，中国虽然与朝鲜仍有相关条约关系，但决非是盟友关系，中国也决不会因此而束缚自己。无论是朝鲜还是韩国，谁做有利于和平的事情我们就支持，谁做不利于和平的事情我们就反对，谁要主动挑衅甚至冒险发动战争，那就意味着与中国为敌，中国也决不会坐视不管。

朝鲜半岛安全形势变化，不仅对中国有着直接的、重大的影响，而且中国也有责任维护半岛的和平稳定。正因如此，无论是谁如果还想在朝鲜半岛打一场新战争，那也要看看中国的立场和态度。以史为鉴，中国决不会再给任何人重新挑起战争的机会，也决不会让当年朝鲜战争的历史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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