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孔导游词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导游，有必要进行细致的导游词准备工作，导游词不是以一代百、千篇一律的，它必须是从实际出发，因人、因时而异，有针对性的。那么什么样的导游词才是好的呢？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三孔导游词，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三孔导游词1

语文课上，老师向我们介绍了孔子，还教我们孔子语录，如 “言必信，行必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师告诉我们，孔子是二千多年前的圣人，他的思想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怎么样的人才能称为圣人呢？我有些好奇。

今年暑假，爸爸妈妈带着我前往曲阜朝圣。曲阜的孔府、孔庙和孔林统称“三孔”，如今已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金碧辉煌的孔庙是各朝帝王朝拜孔子的地方，大成殿的大柱子雕着盘龙花纹，蔚为壮观，来到这儿，虔诚之情油然而生。孔府又称衍圣公府，是孔子嫡系子孙居住的地方，它是我国仅次于明、清皇帝宫室的最大府第，里面一幅巨大的“戒贪图”震撼人心，后花园占地面积约13万余平方米，古雅幽静令人叹为观止。占地200万平方米“至圣林”即孔林，是孔子及其后裔的墓地，此地宏伟壮观，庄严肃穆。之所以称为孔林，是因为“陵”是皇家用的，为了表达对圣人的敬重，便取其谐音“林”。

游完“三孔”，我们又去了孔子生迹园，那儿的蜡像馆记录了孔子的.。生平事迹，其中“孔子相师”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孔子问官于郯子、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问礼于老聃，真正做到了“学而不厌”。孔子55岁周游列国，有一次，他遇到七岁的项橐，项橐问他：“鹅的叫声为什么这样大？”孔子说：“因为它的脖子长。”项橐说：“蛤蟆、蛙子脖子很短，叫声也不小啊！”博学多识的孔子被项橐的聪明才智所折服，连连慨叹“后生可畏，我当拜你为师！” 孔子以实实在在的行动诠释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的内涵，也许正是这么一种不耻下问的精神造就了一代圣人。

圣人故里一日游结束了，面对孔子塑像，我们挥手告别，却挥不走孔子谦虚好学的故事。妈妈微笑着问我：“现在，你知道孔子是个怎么样的人了吗？”我认真地回答：“他是个值得我学习的圣人！”

三孔导游词2

暑假，我和爸爸到山东曲阜旅游，曲阜因是孔子的故乡而格外出名。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政治家、思想家，他的主要教育思想“有教无类”绵延数千年，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乃至东方人。在一个万里晴空的下午，我们满怀敬意，专程游览了曲阜“三孔”景区，即孔庙、孔府、孔林。

我们首先参观了孔庙。这是后人为纪念和祭祀孔子而修建的庙宇。孔庙建筑壮丽，历史悠久，保存完好。走近孔庙，我看见城门上有着“万仞宫墙”四个大字，原来这是乾隆皇帝为了显示自己对孔子的崇敬之情而亲笔题写的。古代的“仞”是一个长度单位，等于八尺。据说，人们称赞孔子的弟子子贡很有学问，而子贡却说：“人学到的.知识好比宫墙，我的学问只有墙头那么高，而我的老师孔子这道墙却有数仞。”孔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个驮着碑的动物了，它长得像乌龟却并不是乌龟，它是龙的儿子，叫“赑屃”。许多人到了孔庙都会来摸摸这个赑屃，他们说：“摸摸赑屃的头，一辈子不犯愁；摸摸赑屃的腚，一辈子不生病。”我也入乡随俗，将赑屃摸了个遍。

接下来，我们参观了孔府，这是孔子嫡系子孙居住的府第。我看见大门上写着“圣府”二字，旁边还写着一幅妙趣横生的对联，上联是“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下联是“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我发现这里有两个错字，“富”字少写一个点，“章”字的那一竖通到了“立”字头。原来啊，“富”少一点表示“富不到顶”，“章”那一竖代表“文章通天”，多有趣呀！接着我们来到了“大堂”，这是宣读皇上圣旨、接见官员、审理重大案子、举行重大仪式的地方；二堂也是后厅，是接见四品以上官员的地方；三堂，也叫退厅，是处理家庭事务的地方。我最喜欢的还是孔府的后花园，那比北京故宫的面积还要大呢！这里有奇花异草，许多参天大树，有“五柏抱槐”，太湖石假山等等。

最后，我们来到孔林，这是孔子及其家族的墓地。这里风景秀美，有参天古树，绿草茵茵，这儿曾经有着小桥流水，但随着时间流逝，桥下本来流淌的小溪干枯了。走进孔林，就像走进了空调房一样，非常凉爽。孔子墓就在孔林的中心，墓上刻着“大成至圣文宣王墓”，好多人专门来到孔子墓前缅怀这位圣人。

啊，“三孔”真是个巨大的文化博物馆，我们这样游览只能算是走马观花，我多么希望下次再到曲阜来细细参观呀！

三孔导游词3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至隋唐时代达到鼎盛，其间，大体经历了佛教经典在中国大量传播、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逐步融合以及建立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这样几个发展阶段。在这几个阶段，都显示出由山西出家的著名高僧的历史贡献，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是法显、慧远、昙鸾等几位高僧。

法显是东晋时杰出的佛经翻译家和旅行家。俗姓龚，平阳武阳（今临汾市西南）人，平民出身。他的三个哥哥都在童年夭折，父母唯恐他不能成人，在三岁时就送他到佛寺当了沙弥（小和尚），希冀依靠“神佛”的保拓，免除夭折之难。法显从小对佛很虔诚，20岁时受了“大戒”，信仰更加坚定，行为更加严谨，众僧称誉他“志行明敏，仪轨整肃”（《高僧传·法显传》）。

法显生于南北分裂、社会 动荡的东晋十六国时代，佛教在北方广泛流行。当时，北方地区先后建立起众多少数民族政权，他们与汉民族隔阂很深，尤其是在思想信仰上，汉族信奉儒家教义，认为“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他们则主张“佛是戎神，所应兼奉”（见《晋书·佛图澄传》），把佛看作是自己民族的宗教。因此，为了从思想上统治汉族广大民众，他们大力宣扬佛教，政治上扶植佛教发展。如石勒建立的后赵国百姓，在印度高僧佛图澄的宣传下，“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见《晋书·佛图澄传》）。但是，佛教的迅速发展也带来不少混乱。主要是僧人受统治者支持享有特权，于是“真伪混淆，多生愆过”（见《晋书·佛图澄传》），出现大量不法行为，引起民众不满，严重削弱了佛教；同时，佛教自身的规章制度，尤其是戒律也很不健全，当时虽有不少西域僧人翻译的佛经在中国流传，但很不系统，且多是口授相传，辗转流行，不免讹误增损，而戒律的翻译又极为缺乏。戒律的松弛和僧人特权的加大，更造成佛教界的混乱。

这种状况，对于正直笃信的法显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为了保卫佛教的纯洁性，以利于佛教的发展，他决心西行印度，到佛教发源地找回完整的戒律，由此建立一套维持僧众团体及僧众个人的规章制度，作为佛教团体和个人的行为准则。于是，东晋隆安三年( 399)，法显与同学数人从长安出发，“至天竺寻求戒律”（法显《佛国记》，又名《法显传》），登上了西向印度取经的征途。

法显从长安出发时已是65岁高龄，他们一行数人，西经戈壁，越葱岭，周游天竺，后经印度洋到山东半岛登陆，最后回到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市）。在外历时20xx年，历经30多个国家，包括今日我国的西北和阿富汗、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以及我国南海、东南沿海等地，归来时已是80岁老人。他是当时中国走得最远的人，“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此”（《佛国记》）。

法显在印度刻苦勤学掌握了梵文梵语，把大量口传佛典记录下来带回中国，归来后，又亲自译成汉文，从此，中国内地佛经结束了西域的中转，直接沟通了东方的两个文明发源地，中国佛教更系统地发展起来了。同时，法显撰写的《佛国记》不仅是一部佛教典籍，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也是我国最早记录中亚、印度、南洋各国历史、地理、科学、艺术和文化的伟大旅游撰著。唐代高僧义净指出：“自古神州大地，轻生殉法之宾。（法)显法师则创辟荒途，(玄）奘法师乃中开正路。”（转引自靳生禾：《旅行家法显》，第19页）就是说，法显是我国西天取经的开山大师，唐代玄奘进一步开拓了取经道路；而且，法显的《佛国记》也可以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相与媲美。

由山西出家的另一位著名高僧慧远，在使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方面做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

慧远也是东晋时高僧，本姓贾，雁门楼烦（今宁武县附近）人，出身士大夫家庭。“年十三，随舅令狐氏游学许、洛，故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老庄”（《高僧传·慧远传》）。说明慧远少年时代主要学习儒家经典，对当时流行的道家老、庄思想也很精通，但还未形成确定的志向。东晋永和十年( 354)，慧远21岁，深慕江东范宣子，便偕同其弟一道“欲渡江东”，拜师从学，因北方战乱，道路不通，未能如愿。这时，正值高僧道安在太行恒山（今河北省阜平县北）立寺传教，“声甚著闻”，他又与其弟“遂往归之”。听了道安讲经说法后，十分敬佩，惊叹说：“真吾师也！”认为以前十分喜爱的“儒道九流，皆糠比耳”，毅然与其弟削发出家于道安门下。“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精思讽持，以夜继昼”，深为道安赏识， 24岁便开讲佛经（见《高僧传·慧远传》）。从此，终生皈依佛门，坚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东晋太元六年( 381)，48岁的慧远来到庐山，深感“庐峰清静，足以息心”，便在这幽静秀丽的庐山定居下来，开始了他富有特色的传教生涯，从此足不出山，直至83岁逝世（见《出三藏记集·慧远传》）。慧远在庐山的活动主要分三个方面：

一是著书立说，阐释佛理，宣扬佛法。他一生“所著论、序、铭、赞、诗、书，集为十卷，五十余篇”（《高僧传·慧远传》），绝大多数作于庐山。通过著书立说，形成了他的以佛教义理为核心，又广泛吸收儒、道各家学说的中国化的佛教思想。他明确主张“内外之道，可合而明”（《沙门不敬王者论》），儒、释、道三教思想可以融合一体。在东晋，一再发生过关于沙门（佛门）该不该礼敬帝王的争论，其实质也就是佛教与中国传统礼教的关系或者说佛教在中国是否合法的争论。为此，他写下了《答桓大尉书》、《沙门不敬王者论》等名篇，一方面主张在家信徒（居士）必须遵从世俗，礼敬君亲，尽忠尽孝；另一方面，出家僧人又必须保持佛门的独立性，不礼敬君亲，无所谓忠孝。他指出，从表面看，沙门不敬君亲是“内乖天底之情”，“外阙奉主之恭”，违反了封建礼教，但这样可以使沙门以其高尚其志的榜样影响民众，从根本上维护了统治者的最高利益。总之，“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沙门不敬王者论》）。佛教信仰与封建礼教不过是殊途同归，终极目的是一致的。这样，慧远通过融合儒、释、道思想，从理论上阐明了佛教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一致性，不但成功地解决了关于沙门是否礼敬王者的.争论，而且也保证了佛教在中国的合法地位，从而在佛教中国化的道路上迈开了决定性的第一步。

慧远在庐山的又一主要活动是建立僧团，壮大佛教势力。他培养组织了一个声名远播的庐山僧团及居士群，从而使庐山成为当时中国佛教的两大中心之一。另一个中心是印度僧人鸠摩罗什所在的长安，是主要的译经中心；慧远在庐山除译经传法之外，则努力使佛教中国化。同时，僧团周围还有以上层社会名流为主体的居士群，它是慧远与世俗世界联系的纽带，既能沟通上层统治阶级，又避免了僧侣奔走官府而引起人们的厌恶心理，也有效地壮大了佛教的势力。

慧远的另一主要活动是广泛接触社会，扩大佛教影响。他居于庐山30余年，虽然“影不出山，迹不入俗”（《高僧传·慧远传》），但并没有绝离尘世，而是不分华夷南北，朝野顺逆，皆与交往，对谁也不亲不疏。从地方官员到朝廷重臣，从著名文学家、道土到农民起义军首领。举凡来访者，无不广泛结交。而且，居于统治阶层的上层人物，大多数是主动与慧远结交的。慧远以其超然出世的态度，周旋于复杂的政治 斗争之间，并赢得双方的尊重，这样不但扩大了佛教对社会的影响，而且通过广泛接触上层人物，也使佛教进一步获得了统治者的支持。

与此同时，慧远还从理论上结合道家“以无为本”的出世主义，宣扬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并把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命运主宰权从天、上帝、鬼神手中夺回，交给每个人的“心’，引导人们从主体自身内部加强修养，积德行善，提倡通过念佛投生西方净土，从而对中国佛教净土宗思想的产生起了先导作用，也因此，唐宋以后的一些净土宗僧人尊奉慧远为中国净土宗初祖。

继法显、慧远之后，由山西出家的又一位著名高僧是昙鸾，他对中国净土宗的形成起了直接促进作用，可以说是净土宗的实际开创者。“北方大宏净土念佛之业者，实为北魏之昙鸾，故常推为净土教之初祖”（汤用彤：《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

昙鸾是北魏雁门（今山西代县）人，他“家近五台山，闻其神迹灵怪，幼即往寻之，便出家”（《续高僧传·昙鸾传》），可见他是在幼年时代怀着对佛教的神奇向往而出家为僧的。出家之后，“广读经籍，尤研四论与佛性”（《续高僧传·昙鸾传》）。一方面广读博览佛教经书和儒道典籍，同时更深入钻研鸠摩罗什所译的大乘佛教中观派的四种基本著作《中论》、《十二门论》、《百论》、《大智度论》和有关佛性的学说。

昙鸾于南朝梁大通元年( 527)来到建康（今南京市），曾与梁武帝谈论佛性，很受梁武帝赞许。后又拜见著名道土陶弘景，陶弘景授予他《仙经》十卷，他便准备携经返回北魏故地，从事修行；但在途经洛阳时遇到印度名僧菩提流支，便问：“佛法中颇有长生不死法，胜此土仙经者乎？”意思是佛经中有没有胜过道教的长生不老之法。菩提流支很不高兴地“唾地相斥”回答他：道教哪配与佛教相比？靠道教的《仙经》是不能摆脱生死轮回，达到长生不老的。随之即把佛教的《观无量寿经》授予他，说：“此大仙方，依之修行，当得解脱生死。”说明长生不如解脱的道理，引导他信仰净土（见《续高僧传·昙鸾传》），这使昙鸾深受教益，当场把《仙经》烧掉，此后他便主要传播净土信仰了。

昙鸾回到故地后，大力弘扬净土念佛，民众纷纷皈依，名声大振。北魏分裂后，东魏开国君主孝静帝对他十分崇敬，尊称他为“神昙”，并下敕令要他住持并州大寺。他后来又移住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今属交城县），在这里讲经授徒。从此，玄中寺成为传播净土信仰的重要中心。到唐代，昙鸾的再传弟子、山西文水人道绰继续在玄中寺传道；后来，道绰的弟子善导来到长安，建立起了完备的净土宗派，使净土宗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极盛时期。

净土宗在印度佛教中也没有形成宗派，却在中国得到发展并连绵不绝地流传了下来，主要是因为它的教义和修行方法简便易行，得到平民大众的信奉，所以如同禅宗一样，称得上是真正中国化了的佛教。净土宗的发展，与山西地区和由山西出家的高僧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关系。它是由慧远开创、昙鸾奠基、道绰与善导完成的，主要是在山西大地上形成发展起来的，昙鸾在净土宗的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净土宗在唐代正式形成后，进而传入了日本，日本僧人“依据善导一师开创净土宗”（日·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使净土教在日本得到广泛流传，成为日本众多佛教宗派中的一个重要宗派，也因此，日本的净土宗一直尊奉昙鸾、道绰、善导为净土三祖师，尊奉玄中寺为净土宗开山祖庭。历代日本净土名僧，多来玄中寺朝拜，视为“圣地”，对促进中日文化交流起了重要桥梁作用。

以上，从法显、慧远到昙鸾使我们看到，由山西出家的佛教高僧大多集中在十六国北朝时期，这个现象很值得重视。十六国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分裂、大动荡时期，也是民族文化交融的一个高峰期，在这个时期，山西因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而再度成为多民族活动的大舞台及多民族文化的大熔炉；这个时期，也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繁荣期，山西在这个时期一直处于北方民族统治之下，这些民族的统治者为了有效地统治汉族人民，在不断学习吸取汉民族文化的同时，又大力宣扬和扶持佛教文化发展，这就为山西出现为数众多的佛教高僧，以及佛教文化能够在山西获得比较高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特定的和相当有利的社会政治背景和历史文化氛围。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山西佛教文化之所以格外光辉夺目的基本原因了。

同时，山西地区不仅佛教思想比较活跃，在传播和发展中国佛教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山西也是佛教文物、艺术的宝库，是全国佛教遗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如五台山位居佛教四大圣地之首；玄中寺为中日净土宗摇篮；云冈石窟文化可与敦煌媲美；广胜寺稀世罕见的金版藏经《赵城金藏》为当今整理出版《大藏经》的主要底本；以及遍布全省各地的斑斓多姿的佛教建筑、雕刻、绘画等等。这些说明，山西在中国佛教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