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静下来时喜欢整理房间，也慢慢沉淀心情，不经意间却发现家里尚有几件父辈留下的旧物。四十年的光阴过去，记忆并没随时间的逝去而消失，这些旧物，把一段一段的曾经串联起来又拉到了眼前。

人生在世，谁不追逐名利、贪爱财富、倾慕荣华，并为此而疲于奔命？当所有的价值和意义生发花白之后，我似乎开始明白，能够唤醒生命力和开启心智的，依然还是生我养我的故土，以及昔日的老宅和已经废弃或至今留存的旧物。

牛皮箱

一个闲置在时光里的牛皮箱，一直占据着房间里那个不显眼的角落，很多年了都没去翻过。

皮箱的褐色漆面尘迹斑驳，边角明显磨损，缝线也有断脱，老式的铜片合叶，已经失去了光泽，原配的桃型扣锁板早就没了，估计是1958年大炼钢铁时敲下来当废铜废铁给“处理”了。尽管如此，皮箱形体还算完好，箱子内壁一张退色的红纸贴倘存，上记：“鸿发永号，本店开设北打金街第拾柒号，精工制造，货真价实”，几行石墨繁体小字依稀可见，是为旧时商标，为牛皮箱点缀上了岁月的印痕。

一个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牛皮箱，想必是父亲的婚嫁物，穿透了他的大半个人生。牛皮箱为手工制造，仔细看做工之精致，那真不是“吹牛皮”的，一块块杉木板拼接得天衣无缝，箱面上刷过骨胶，平平整整、紧紧绷绷地蒙着一层牛皮，牛皮链接靠手工缝合，扣件装钉精细美观。

在我年少的记忆里，家里原有两个箱子，除牛皮箱外，还有一个藤箱。这个牛皮箱一直放在房间的立柜上，看上去比之木箱、藤箱高雅贵重多了，据说衣物放在里面也不受潮、不生虫。

皮箱常年锁着，上面覆盖着一块方格布，平时很少打开，只有在季节变换或我开学交学费时，父母亲才会打开箱子，箱里装些啥？我也不知道。一次我独自在家，无意间看见皮箱未锁，便好奇地站上板凳，偷偷打开箱子。瞧箱内，棉被衣物塞得满满，散发出一股樟脑丸发出的芬芳，在箱子的侧壁， 有一个小小的纸盒子，装着存折和购物票证，还有几十斤全国粮票和四川省粮票，以及父母年轻时已发黄的老照片。没记错的话，在箱内夹袋里还收藏着两幅字画，一幅是本土画家刘朝东先生的麻雀图，一幅是清末书法家赵熙先生的行书墨宝（估计是抗战时期画展义卖时父亲购买的），我不知道这些东西的来路和价值，只感觉箱里的每件东西都那样亲切，每件东西都充满着温馨。

每逢夏日，母亲会把皮箱打开，将箱子里的衣物一件件翻出来晾晒。毛线衣，呢子大衣、绒线裤，一件袖口镶着一圈灯草绒的厚棉袄，一床请棉花匠弹的新棉被……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向来节衣缩食，勤俭持家，这些布料和新絮，那是靠多年积蓄的布票和棉花票添置的啊！

伊始，一股“破四旧”的红祸蔓延。天有不测风云，家庭成分划属“麻五类”（小土地出租）的父亲，同样难逃其咎。只因家有老宅和财产，院子里有人诬告他是资本家，说是私有的东西都是剥削之财，甚至说那牛皮箱里藏有金条，还有什么“变天账”。一天，一群人带着红卫兵闯进家来，疯狂地砸门撬锁、翻箱倒柜，一阵查抄，金条没找到，倒是搬走不少家什和衣物。回想起来，当时可作为“破四旧”成果的，恐怕仅有一件从皮箱里翻出的绸缎旗袍，还有就是那两幅所谓“封资修”的名人字画。

一箱平时舍不得穿，舍不得用的家什没了，空空的箱子闲置着，透出些许的孤寂和无奈。在那些日子里，身心的摧残，精神的压力，使父亲的身体更加瘦弱，性格变得更加深沉，他常常坐在屋里发呆，半天不说一句话，流露出一抹我从未曾见过的眼神，那是伤感、痛心和哀怨……没隔多久，父亲胃溃疡复发，两年之后便离开了人世。

父亲走后，母亲再没有心思去料理家什，我见箱子一直空着，便一股脑儿将自己搁置在书架和床头的东西清理出来，统统放入箱内，其中大部分是我的书籍相册，还有集藏的邮票、像章、连环画等杂物，从此旧皮箱就属于我了，成了我的宝贝箱。

时光流逝，岁月嬗变，过去的一切都成为发黄的背景。我安居了新家，屋里添置了衣柜，书橱、沙发等家具，在现代装饰的空间里，这个笨重灰旧的牛皮箱何处藏身？似乎搁在哪里都觉得挺碍眼。按理说是该“与时俱进”了，但我始终不肯把它扔掉。

打开封尘已久的箱子，一股沉郁的木香味扑鼻而来，那些许多年安静叠放的灵魂一下子又重见天日，展示在我的面前，让我感受到牛皮箱剩余在生命里的温暖。

一个老式的牛皮箱，一个温馨的牛皮箱，那个年代让人羡慕让人嫉妒的牛皮箱，那些日子让人心酸让人流泪的牛皮箱呵！

这个牛皮箱，重又唤起我沉睡的情感，于我不该是一种随意的留存，而应是一种执意的缅怀。

算 盘

父亲生前用过的一把算盘，至今还保留着，它共有十六档，约有四十公分长，二十公分宽，外框质地为红木，颜色是深褐色的。岁月的盘剥，已使算盘表层斑驳陆离，且多有划痕，订在右上方的边角铁皮也已松动。

我轻轻用湿布擦去蒙在算盘上面的灰尘，那挺直的盘梁、圆润的盘珠，依旧透出一种质朴的光华。父亲已走四十年了，可看到这把老算盘，耳旁仿佛又响起清脆的算盘声，一下子把我的思绪带回到那些年代。

父亲的一生，与算盘结下不解之缘。年轻时候的他，就曾在重庆聚兴诚银行和乐山汇通银行做职员，后来又沉浮商海，与人合伙做猪鬃药材等生意，汇通天下，南来北往，算盘就是他谋生的必备之物，算盘就是他做买卖的立业之本。莫要说“算盘一响，黄金万两”，父亲这双拨打算盘珠子的手，也为自己挣下了不小的家业。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先在昌言书庄做经销，后又去薪炭商店当会计，他天天与算盘打交道，算盘仍与他如影相随。父亲掌管着店里的所有帐目，尽管薪资不高，工作上却总是兢兢业业，毫不含糊，凭着他娴熟的珠算技能，干起活来总是游刃有余，稳操胜算。

我还记得，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父亲总是匆匆回家，他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两只手臂戴着蓝袖套，右手拿着一个布袋（装账本票据），左腋夹着一把算盘，标准的老会计形象，甚至言谈举止都还带有一种职业的肃然。

有些时候，父亲回到家里还得熬夜，核算往来账目，统计收入支出，珠落玉盘般的敲击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的清脆。

父亲打算盘得心应手，又快又准，看他拨弄算盘，简直是一种享受。珠子噼叭作响，手指上下翻飞，其神态、动作，简直就像是音乐会上的钢琴手。一种敬意和崇拜，早早就在我年少的心底升起，我心想，聪慧的老祖宗能发明算盘真的了不起，眼下会玩算盘的人才是世界上最有本领的人。

那个时候，小学课程中有珠算课，我也曾囫囵吞枣地学过一阵，因我向来对数字不敏感，打算盘总是难以学会。在父亲眼里，打算盘是一门手艺，他曾经说过：“算盘是一种挣钱吃饭的家什，背起算盘走天下，天王老子都不怕！”我上了初中，回到家里做完作业，父亲总教我打算盘，背口诀，他看我拨弄算珠笨手笨脚，特意告诉我学算盘没什么近道，关键在一个‘练’ 字，他要我掌握“五指分家”的要领，练“小九九”，打“三盘清”、“七盘清”，顺过来，反过去，加减乘除打还原。有时候，还列出一大堆数字，他念我打，打完下来记得数，看时间，计成绩。那时生活单调而乏味，整天在家里噼里啪啦，让我感觉好厌烦，但在父亲严肃得不容置疑的目光下，我也只有无奈地从命。

后来遇到上山下乡，我回避运动，为求生计，去了郊区一家民办中学代课，兼任学校伙食团总务，打算盘总算派上了用场。回想起来，十六岁的我能独当一面，品尝生活的甘苦，靠的就是父亲这种敲打算盘的精神，而我的欠缺，也恰恰是未能真正学到父亲的这种精神。

多少年过去，我才逐渐明白，历尽沧桑的父亲一生与算盘结缘，这不为奇，其实他心中更有一把算盘，岁月的蹉跎，世态的炎凉，他心里有数，他知道人已老了，总有一天自己会被时间——这把最精准的算盘拨倒，他多么想把倾注一生心血的珠算技能，尽快地传给他的儿子啊！

算盘珠子上记录着父亲的心境，盘珠声声诉说着父亲的喜悦和忧愁。日子伴着盘珠上的指尖飞快地流走，直到父亲病故，这把算盘的使命也才最后终结。

光阴荏苒，进入计算机时代，算盘也被计算器取代，日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父亲的这把算盘，也只好悄悄退缩到房角的柜子里了。我几次收拾房间，清理杂物，又把它从旮旯里翻了出来，妻子看见不禁发问：“这个家伙还有啥用？早该扔了！”年幼的儿子像是找不到玩的，竟然把算盘翻在地上当滑板，为此差点惹我发火，把儿子都弄哭了。其实该留还是该弃，我也曾动过心，几次打算送给开饭馆的小舅子，但总舍不得，还是把它收藏了起来。

随着年岁的增长，怀想起父亲的算盘情结，我越来越把这把算盘看作是一件家传的纪念品，一件父辈的遗物了。

楠木椅

一把旧木椅，静静地立在那里，立在一个现代的家居中，立在一个家庭封存的记忆里。

这把中西式样的木椅，采用贵重材料楠木打造，光滑的扶手，平整的椅背，直挺的椅脚，显得端庄而典雅，木椅通体没有一颗钉子，全是靠榫头连接，结实牢固；椅座是双面的活动板，一面是木质平板，一面是软包皮垫，冬夏两季可换着用；椅子靠背板上原有漆花图案，由于年代久远，表面原漆已经脱落，花纹已黯然失色。

楠木椅是何年打造？或来自何方？我不得而知，长大后才从母亲那里略知大概。1938年，日寇侵华，国难当头，武汉大学西迁乐山，我家有一个远方亲戚是武大的教授，此时也随校迁来，在乐期间父亲与他常有来往，并在生活上多与关照，抗战胜利后，武大回迁珞珈山，离别之时，这位教授心生感叹，蓦然留下这一套楠木家具作为报答。

楠木椅看着美观大方，坐着舒适安稳。父亲在世时，回到家里，总喜欢沏杯茶，端坐在这把椅上看书读报，写字记账，或依着椅背，两手平放在扶手上养神，任凭窗外投射进来的阳光抚摩。当中，父亲同样是坐着这把椅“闭门思过”，同样是坐着这把椅背语录、写检查，这把楠木椅，一直伴着他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

七十年代中期，城里人自打家具成风，可我没条件，临近结婚时，我看家里这套老家具也还将就，材质好，样式也算没过时，便请来两个木匠“以旧翻新”。老家具经砂纸打磨，褪去原色之后再刷漆，不就是“旧貌变新颜”了吗？翻新那把楠木椅尤为精心，手工慢慢打磨，椅子靠背重新描绘花饰，再通体打一道底色，刷两道透明的凡立水。新漆光亮多了，却失去了老家具原有的典雅质朴，看上去甚至有些别扭，很长时间，都还让我心存一份深深的悔疚。

八十年代末，抗战题材电视剧《铁血丹心》剧组来乐拍片，导演看中我家砖木老宅和旧式家具，便与我商定，在此作为片子拍摄场景。为营造一个大学教授的书房氛围，剧组人员将屋里的冰箱、电视机、组合床等一齐搬出，仅留下一个简易书架和写字台，还有就是这把端庄的楠木椅。

电视剧开拍，摄影机里留下一个精彩的镜头：书房里，老教授正坐在木椅上读书，突然间，一个日军少佐带着三个日本兵冲了进来，扬言搜捕肇事者。正是危急关头，为掩护进步学生，老教授急中生智，双手举起木椅，欲向鬼子砸去，紧接着一声枪响，教授应声倒地……这原本只是一把普通的木椅，只因作了电视剧道具，又因充当“角色”与木椅原主人的身份如此相似，这在我心里就非同一般了。

自父母亲离世，在以后的三十年时光里，木椅仍原封不动地搁置在家里，与我朝夕相伴。坐在这把椅上，我完成了广播电视大学的学业，拟定过企业的改革方案，编制过景区的发展规划，同时阅读书报，撰稿着书，实现了自己的文学梦。如今木椅的软垫面已经破损，一只椅腿也有些松动，我用一块丁字铁皮钉着，算是保持了它的牢靠，但看上去，木椅的苍老已是显而易见了。

世事变化真快，近十年两次搬家，连我自己也不相信，当年可称另类的旧家具都不合时宜了，于是该卖的卖了，有人要的都给人了，而唯有父亲时代的这把楠木椅，在一百多平方米的空间中仍占有一席之地。

尽管楠木椅原先的主人没留下什么故事，但它同样受用，因为它见证了当今父子两代的人生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