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国家，历史肯定不会重演。我们会以史为鉴，及早控制疫情，不让过去的灾难重现。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有关2020年疫情感动故事，仅供大家参阅。

【战地日记】杨春：愿做一个记录者和观察者

1月26日清晨7点03分，央视《新闻调查》摄制组从北京出发，前往武汉。一行人中，有曾在抗击“非典”、非洲埃博拉疫情报道中有过突出表现的资深记者杨春。

“很多人会说，我们这些记者也是逆行者，其实说起来很惭愧，那些面对烈焰冲向火海的消防队员，他们才是逆行者，那些一直在武汉坚持战斗了很长时间的一线医务人员，他们才是逆行者，面对这样一个重要时刻，我们更愿意做一个记录者和观察者。”

第一时间请战，就应该是我去。

杨春赴武汉采访，可谓“不告而别”。1月26日，农历正月初二，太太回娘家过年，他却踏上开往武汉的高铁。“决定要去武汉，我第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还是不让家里的父母、老婆孩子都知道了。所以是到了武汉之后，我才给她(太太)打了一个电话。她还在娘家呢，正巧也是一个机会，如果在一块儿，(解释)也还挺麻烦的。”问及为什么一定要上前线，杨春脱口而出：“就应该是我去!”

看见杨春出现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报道现场，有观众惊呼：“天哪，是杨春，是杨春!杨春回来了!”没错，在很多人的印象里，17年前的2003年，也正是这位踏实稳重的记者冲在抗“非典”报道一线，将情况真实、客观地报道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如今，庞杂纷乱的信息带来的紧张情绪中，又一次在抗疫报道一线看见杨春，一如既往冷静客观的态度、深入体贴的观察，自然而然令许多观众平添一股信赖。

“在‘非典’的时候我穿过这样的防护服，在非洲塞拉利昂报道埃博拉疫情的时候我也穿过这样的防护服，今天来报道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我又穿上了。”一次报道中，“全副武装”的杨春这样说。

对这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杨春从一开始就持续关注。听说台里要向武汉前线派出报道小组，他第一时间“请战”，担心自己“选不上”，还“给领导们打了一圈儿电话。”

“我觉得就应该我去。我有这方面报道的经验，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但我的情况比较特殊。”杨春说，他刚从海外记者站驻站回国，还处在“转任期”。“不属于新闻中心：我怕因为这个选不上我，就得更积极主动去争取。还好老领导老同事都比较体谅我，把我派过来了。”

到达武汉之后，杨春给妻子打了一个电话。“在西非报道埃博拉疫情的时候，我在微信里把我老婆给屏蔽了，结果呢，有共同认识的人告诉她了。后来我一想，在这个信息时代也不太瞒得住她，就算了吧。”电话里，一句“我来了”似乎包含了千言万语，对杨春的选择，妻子表示理解。“因为她知道，我在后方也待不住。”

17年前，杨春曾在他的“非典”日记里写下：“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卡帕，就是拍《共和国士兵之死》的那位，说过这么一句话：真正的战地记者，就是在战斗中始终冲在尖刀连的前面，再回过身来，拍士兵冲锋的那个人。我始终觉得，这句话应该成为每个新闻记者的信条。对于和平时期来说，阻击非典，就是最大的战役。”

17年，岁月流逝，初心不改。“我知道这种疫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意味着什么，小到个人，大到国家，所以就要尽可能把它全面地报道出来，咱们干这行儿的，就是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最凶险的地方，他一个人进去

“这种重大疫情报道，一定要考虑到整个大的背景，一段时间以内，它对一个城市，对我们整个国家，意味着什么?我们绝不能以3分钟热情来关注这件事，它绝对不是一次小小的接触战，而是一场持久战。”杨春说。

在武汉前线报道，杨春有许多并肩战斗的伙伴，有一些年轻记者，初次经历这样的重大疫情报道，会有一些恐惧，不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展开报道。对他们来说，杨春是“老大哥”，也是“主心骨”。有时候，他会讲一些自己在“非典”报道、埃博拉报道时的亲身经历，既是把宝贵经验分享给这些年轻人，也是帮助他们平复紧张的情绪。“危难险重的任务，没有一个人是退缩的。可能心里有点忐忑，有点打鼓，但是关键场合、关键时刻，大家肯定都是顶上去，表现出良好的专业素养和昂扬的斗志。”

每天的工作都很紧张，白天出门采访，晚上还要看素材，编片子。最忙的一天，早上七八点开工，晚上忙到凌晨一两点，杨春上午进重症病房，下午又进ICU(重症监护室)。ICU里的单间，住的患者都是重症中的重症，还包括一个强力感染者。在决定进去采访的那一刻，杨春回头，一摆手拦住了身后的摄像。“没想太多。”杨春说：“ICU跟病房还不一样，所有ICU的病人都是插着管的，也就是说，他的口腔某种程度上是开放的，我们都知道，这种呼吸道的敞开意味着什么。能少进一个是一个，所以我就是一个人进去，然后拿手机拍摄。”

已经很熟悉厚重的防护服，但杨春在穿脱时依然一丝不苟，他深知，科学防护才是进入这样一个现场的正确方式。“防护服的穿法非常严格，不小心一个程序搞错了，就意味着危险，比如手套的边缘一定要套住防护服，不留一丝缝隙，手套至少要戴两层，一个肉眼看不到的小缝隙，病毒进来也很可怕。”

尽管对自己的防护措施非常有信心，事后杨春还是反复消毒，坚持每天自己测体温。“毕竟是最凶险的地方”，杨春坦言，“还是挺怕的”，这种害怕源自对病毒和疫情的深入认知。

不过，在出镜时，甚至他在向记者讲述这段经历时，声音依然那么平静。“我快50岁了，比别人能够更平静一点，作为记者，你先害怕，或者先兴奋，都有可能失去那种客观公正的立场。”

一条长长的线，把珠子串起来

在武汉前线报道，每天都有新情况，每天都有新变化，但《新闻调查》“一般是做长线的、大容量的报道，需要长期的跟踪调查，而不是那种几分钟的短消息。”不过，“我们一直坚持去寻找、去发现有价值的新闻线索”。杨春说，目前他们正在跟踪报道一名刚刚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老雷。此前电话联系采访对象老雷时，他还仅有发热症状，1月29日，杨春突然得知，老雷已被确诊入院接受治疗。

“一确诊，就意味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变化，医院是不是启动了应急预案?他的家庭怎么切断传染途径?社区、街道应该怎么做?怎么进行消杀，乃至怎么对这个家庭进行精神抚慰?他自己怎么去面对这件事?特别是他的妻子也因为‘疑似’在医院隔离，孩子在外地，76岁的老母亲独自一人被隔离在家，这是他最大的牵挂……”

1月30日，杨春跟随社区人员去探望了老雷的母亲。离开的时候，老人站在门口目送他们下楼，摄像一直在拍摄，光线慢慢暗下去，杨春心里突然一阵发酸。“这个家庭是不幸的，但从一个个人投射到整个家庭，然后投射到整个社区、整个社会，不仅对于这次疫情报道，乃至对于整个疫情研究，都具有一个样本的意义。”杨春说。“至今我们所有的报道都是点对点，但我希望能够达到一个全景式的展现，用一条长长的线把所有这些珠子都串起来：一个普通人从发病到确诊，到最后……我们希望他能够痊愈出院，那将是我们最高兴的事。一段时间以后，当我们再回顾，会发现原来我们对这次疫情的报道，有这样一个完整的记录，而不仅仅是片段式的新闻……”

正月初五“破五”，宾馆特地给在武汉采访的记者们送来饺子，杨春和同事们干了一杯，祝福武汉早日“康复”。“武汉人骨子里有一种乐天的、不太在乎的那种精神，尽管在疫情面前通常会让人有点担心，但也常常感染我，时时鼓舞我。我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的，大家共同努力，一定会渡过难关。”

相关链接：战友倒下了，我会继续战斗

1月28日，记者杨春正在采访武汉市肺科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胡明时，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中断了采访，也让胡明泪流满面。原来，电话那边是他的好战友、好兄弟，另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医生，在连日救治重症患者时不幸感染，如今病情危重。

1月29日，杨春再次采访胡明。胡明告诉杨春，电话里好友对他说，“我觉得我快不行了，呼吸困难。”同是重症监护室医生，遇到疑似患者，几个朋友通常都会交流一下治疗方法，“那天他说，我这里收了个病人，我把片子给你看，你看看是不是(被感染)?当时核酸试剂也没出来，我说疑似吧，基本上百分之八九十。结果过了两三天才知道，那片子就是他的。”

“这两天他开始出现呼吸困难，早期治疗好像效果也不明显。我基本上一直在搞极危重症(救治)，对这个病情的变化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知道在这种状态下，出风险的几率就非常大。都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平时关系又那么好，突然他就倒下了，情绪上一下很难接受。”但平静下来后，他迅速调整情绪，重新投入到工作中。他说，医生不能情绪波动，面对生死，更要做出正确决定。“该战斗，你还得继续战斗，总不能因为身边的战友倒了，你这个战斗就结束了。这疫情没结束，你还能够做，难道说你就退了吗?不能退啊。如果我们都退了，那还能指望谁呢?重症(监护室)永远是疾病的最后一道关，最后一道关守门的我们都已经退了，就跟球队一样，永远没有守门员了。”

杨春说，第一次采访胡主任结束之后，他曾经犹豫过，是不是要把胡主任这种情绪流露通过镜头展现给观众，但是第二次采访完胡主任，他没有了这些犹豫。“因为胡主任说的那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倒下了，但是阵地还在，不能放弃!”

【战地日记】疫情紧急，他给寻乌送来100把红外线体温监测枪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正处关键时期，任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晨光镇高布村第一书记的全国供销总社三级调研员吉志雄，心系寻乌防“疫”战场。

2020年2月2日，吉志雄提前结束春节团聚休假，凌晨出发，一路辗转南下，连夜赶赴寻乌抗疫一线，千里护送全国供销总社应急支援寻乌的紧缺防疫物资——100把红外线体温监测枪。经过16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吉志雄圆满地把物资交给了寻乌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缓解寻乌县当前体温监测医疗设备短缺的燃眉之急。

吉志雄(右)将抗“疫”物资交到寻乌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

一路走来，纷沓而至的各处信息填报和防疫监测检测让他应不暇接，超航班托运上限的物资递送让他全力以赴，易碎物品的标记叮嘱让他时时挂怀，机场落雪破冰延误航班的信息让他焦虑不止，数百公里的乘车夜行让他小心谨慎，搬送中被物资托运打包带划破的手指却让心早已飞到寻乌的他不觉得疼痛。

在交接完物资后，吉志雄说：“希望我没有辜负组织的重托，希望这批设备早日发挥它们的作用。”

随后，吉志雄严格按照要求，回到住处先进行隔离观察。千里驰援是大爱，共渡难关显真情。

【战地日记】“挺住!我把外公和妈妈都借给你!”

面对疫情，无数医务工作者奋战在一线。在武汉，一名16岁的中学生在写给患者的公开信中，表达了对患者的鼓励和对医生家人的牵挂，以及战胜疫情的信心。哥们，挺住

我把外公和妈妈都借给你了!

刘凡女儿 陈琪方：当我得知我年迈的外公也在前线时，眼眶早已通红。还有我的妈妈，他们都说自己是党员会冲上前线。

哥们，挺住，我把我的外公还有妈妈都借给你了!

陈琪方的妈妈刘凡是武汉儿童医院的医生。几天前，武汉儿童医院被指定为武汉市唯一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儿定点救治医院。

陈琪方妈妈： 大敌当前，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已经有19年党龄的刘凡在儿童呼吸及免疫系统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她主动承担起一线临床救治工作。

武汉市儿童医院医生 刘凡：大敌当前，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有的孩子都是自己的孩子。国家跟社会是我们大家的、集体的，去维护它，这是我们的职责。

刘凡医生所在的风湿免疫科改造成了疑似患儿的隔离病房。她负责的这一层收治了19个患儿，最大的12岁，最小的不到两个月。5名医生和15名护士在这里24小时日夜守护。她们中的大多数都已经是母亲，却顾不上自己的孩子。

琪方已经快十天没见到妈妈回家了，只能通过微信视频问候一下，往往发过去的一句问候，都要等到第二天才能收到妈妈回复。这让她寝食难安，很希望自己也能帮妈妈做点什么。

刘凡女儿 陈琪方：我妈妈其实是个抵抗力特别低的人，她给儿童看病时，自己都能感着冒回来。又意外地得知我的外公居然还在上班，那我写一封加油信给他们。

陈琪方外公：这是一名老党员的担当

琪方的外公刘敦礼今年73岁，是长江医院退休后返聘的老专家，一位工作了52年的内科医生。疫情当前，很多年轻医生被抽调到发热门诊，刘敦礼选择坚守在医院的全科门诊，他说这是一名老党员的担当。

长江医院老专家 刘敦礼：这是一种使命感，一种责任感，是医生没有哪个往后退缩的。如果我不参加这一次斗争，那我这个医生这几十年的生涯就会留下遗憾。

武汉市儿童医院医生 刘凡：我觉得最多的是受到父亲的感染，他对我的鼓舞让我在工作中有更大的动力。

乘风破浪，归来如往!

外公和妈妈的坚强与勇敢给了琪方信心，她也希望自己写给家人的文字同样能够带给更多人温暖。

刘凡女儿 陈琪方：在我的世界里面，我的妈妈和我的外公是很行的。我把他们借给患者，他们能顶起我这个家，那同样就可以顶起你们患者的这片天。我发了这篇文章以后，很多人说加油、加油，那一瞬间觉得，这个年挺暖和的。

武汉市儿童医院医生 刘凡：我的女儿不是代表一个人、一家人，这是千千万万的医务工作者和所有人的孩子的心声。

刘凡女儿 陈琪方：加油，我的超人妈妈。

要记得向阳而生，逆风飞翔，乘风破浪，归来如往。

【战地日记】千万里，也要把防疫物资送去给你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工商银行党委领导和部署下，工行境内外各级机构联动起来，全球工行人行动起来，克服物资紧缺、时间紧张等困难，不分昼夜与医院、药房、工厂、物流联络，努力收集医用口罩、防护服、消毒液等抗疫急需的医疗用品寄回祖国，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工行贵州兴义册亨支行员工吴斌，在得知印尼朋友能够采购到大量医护用品后，当即决定把与女友的浪漫假期，变成一场长途奔袭，从马来西亚到印尼、再到马来西亚，五次飞行、三过海关，在没有证明文件的情况下，他凭一口“塑料英语”，多番打动海关人员，辗转带回了2万只口罩和200个护目镜，于2月2日成功寄到武汉。吴斌说，自己的入行时间虽然不长，但已让他深深懂得，个人和国家、民族的命运是紧紧相连的。

无独有偶，工行贵州贵阳分行的小姑娘翁冰心、软件开发中心小伙子陆益之，也纷纷把境外度假变成了医护物资大采购，带回成千上万个口罩以及医用防护服、护目镜、耳温计等紧缺医疗物资，寄给了湖北的医院和武警部队，送上工行人的一份心意。

党的十九大代表、工行浙江分行企业文化部副总金颖颖，面对日益严重的疫情焦急万分，在温州老家过年时，她主动联系上一位在意大利做服装生意的温商张先生，商议采购口罩事宜。张先生发动意大利华人同胞，多方筹措到6.6万个口罩。由于直飞航班都已取消，张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只能在机场向陌生的中国旅客求助。这个带三箱，那个带两箱，一直在机场待到凌晨一点多，才托运完所有物资。用同样的方式，金颖颖与在意温商联动，累计向境内寄回口罩19.6万个。

身在境外的工行人，更是心急如焚。工行东京分行、工银泰国等众多境外机构先后运回大量紧缺物资，捐赠给湖北地区。巴黎分行的高管余总和另外4名员工都是武汉人。游子思乡情尤切，“必须为武汉做点事，为祖国做点事!”他积极奔走，争取到法国一家本土企业的同情和支持，以成本价拿到了5万个N95口罩。在总分行联动配合下，这些口罩正在运往武汉，送到抗击疫情的第一线。目送物资离开的刹那，5位武汉儿女泪流满面。

【战地日记】陈绍兴——最特别的60岁生日

2月3日，没有亲朋相贺，也没有蛋糕宴席，重庆市江津区石蟆镇市场监管所的四级调研员陈绍兴静静地度过了这个特殊时期的60岁生日。一想到这天过后自己就要退休了，一想到朝夕相处同事还在起早贪黑地监管，一想到手里每天的报表……他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第二天，他拄着拐杖早早地来到办公室，在电脑上一字一句地敲打出这封请战申请书，签好字，盖上手印，委托所长转交组织人事科。所长说，“疫情复杂，不是三两天就能结束的，老陈，你可要考虑清楚哟!”陈绍兴憨厚地笑了笑，“我现在脚都还是掰的，你不要嫌弃我就好!”

于是，在疫情防控工作如火如荼的关键时期，江津区市场监管局组织人事科收到了来自老陈的一份请战申请书。

陈绍兴出生于1960年2月，1978年2月入伍，1980年3月入党，1987年11月转业到原工商系统，2020年2月3日年满60周岁，正式退休。他在申请书中这样写道：“作为一名退伍军人、老党员，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肆虐的关键时刻，本人特向组织申请，继续加入这场战斗，退休不褪色，贡献自己的力量!”短短200余字的申请，没有华丽辞藻，也没有豪言壮语，却体现了一名市场监管人的执着和坚守!

轻伤不下火线，尽显军人本色

还没有得到组织肯定答复的陈绍兴，今天又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到所里上班了。其实他的右脚是1个多月前外出监管时崴伤的，右胫腓骨下端内外踝骨折、右足舟骨骨折，医生说伤筋动骨一百天，让好好在家休养三个月。所里同事开玩笑，“只怕脚还没养好，老陈就该退休了哟!”谁知在家休息了没两天，所长打电话征求他的意见，节前监管任务重，能不能坚持回去帮着办办证照。老陈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可是右脚打着厚厚的石膏，只能像金鸡独立似的移动几步，怎么才能到单位上班呢?还好老陈就住在石蟆市场监管所楼下，所里派了一位年轻力壮的同事每天把他从一楼家中背到二楼办公室，直到他自己能够勉强拄着拐杖行走。即使行动不便，即使本应在家休息，他也保持着军人严谨的作风，每天按时等候在受理大厅，热情周到地接待每一位办事群众，他带伤工作的这一个多月时间，共新办营业执照102件、变更登记3件、补发3件、换照4件，办理个体年报12件。

春节坚守岗位，无愧党员先锋

1月22日，临近春节放假，市局防控工作视频会召开后，江津区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全面展开，石蟆所6个人，2名正式职工、4名聘用人员。所长带着4个年轻人开展拉网式检查，从禁止销售野生动物、关停活禽宰杀场所，再到检查药店卫生室、超市小卖部……老陈看着心里干着急，恨自己右脚受伤不能和同事们一道监管出力。于是他向所长请示，疫情防控期间由他负责所内值守，处理12315分流，调解消费纠纷，上报各类报表，全力做好保障工作。大年三十下午6点31分，12315平台收到1起匿名投诉，称石蟆镇中商街公信网大药房销售的普通医用外科口罩15元/个，涉嫌哄抬价格。老陈立即下载并通知监管人员现场处理。从除夕之夜到现在，陈绍兴一直坚守岗位，石蟆所受理的60余件12315投诉举报及消费者投诉咨询，均在第一时间得到了妥善解决。

信念坚定、不惧风险、迎难而上，这就是一名有着10年军龄的退伍军人、40年党龄的老党员，所展现出的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在疫情面前，市场监管系统的每一名党员都是一面旗帜，每一个支部都是一座堡垒，他们正用行动践行着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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